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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发展趋势及治理对策

近些年来,我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环境投诉、环境信访、环境纠纷不断增多,民众与企业对立、民众与政府对抗的群体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更是成为热点。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现状、特点并科学把握其发展态势,既是统筹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又是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特点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因环境矛盾而引发,由部分民众参与并以集体上访、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围堵工厂等方式,对企业和政府造成影响,达到维护自己因环境问题而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地域性、规模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和危害性的群体行为。”[1]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尽管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企业污染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愈发严重。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问题使我国付出了难以计算的经济代价,中国每年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2];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民众和企业对抗、与政府对立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增多,己经在各类群体性事件中很突出。

  从环境信访的变化看,1995年因环境问题民众来信总数是58678封,2005年总数已经达到了608245封,十年间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数量增长了10倍以上。从2005年到现在,有关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数量仍然很多(参见表1),由于信访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往往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3]。

  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在其年度环境绿皮书中指出:2009年是很多环境问题开始爆发的一年,环境问题从隐性变为显性。专家指出,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高发绝非偶然,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特别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正日益显现,甚至到了集中爆发的时期,今后若干年内环境健康案件都有可能频繁发生[4]。

  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说:当前的环境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众健康。近年来,民众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上升[5]。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指出:“我们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污染对民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6](P61) 目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已经进入频发期,这不仅直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鉴于各地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我们选择最近几年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十起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对比分析 (见表2)发现,这些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既包含了一般群体性事件所共有的基本特征,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时间的可预测性。根据上述环境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当民众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首先以个人或群体形式进行利益表达,希望通过政府来解决问题。在这一阶段中,民众抗争的直接对象一般是产生污染的工厂,试图通过向政府求助或施压而减少、消除污染,或者要求经济利益补偿。在冲突发生前,受污染危害的民众往往己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抗争,大多以信访、上访等形式表达利益,甚至受环境污染影响的民众经过了长达一年、几年,甚至十多年的抗争。在四川什邡事件中,从项目启动到发生群体性事件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在浙江海宁事件中,群体冲突事件从萌芽、发展到激化整个过程前后演绎了三四个月;在江苏启东事件中,民众反对王子企业排污由来已久,事件爆发前几年民众就通过互联网、信访等多种渠道向政府呼吁诉求。然而,由于民意始终被漠视,在长时间诉求无果的情况下网民呼声高涨、民怨沸腾,他们在网上公开抗议言行,导致围堵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爆发。由此看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少是突发性的,往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累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测关键期。

  (二)支持的广泛性。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影响受污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各种污水、空气和重金属污染甚至会影响子孙后代,因而环境问题引发的纠纷一旦形成群体性事件,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和号召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征得该污染区域民众的广泛支持,并且形成很大的规模。相比于一般的群体性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动员能力更强。在我们选取的十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有八起参与人数都达到数千乃至数万人。在江苏启东群体性事件中,“只要你喊,如果这个项目在这里建成,污水大量的排入大海,今后好几代人的健康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不论身份职业,不论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了,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利益”[7]。环境群体性事件一般是在其生存环境可能受到影响或者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且多方反映问题而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引发的,这极易获得其他社会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三)目标的明确性。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民众通过一些温和的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情绪,参与者的目标往往非常明确:停止建设某个工程。无论是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还是天津PC项目事件,都明确提出工程必须停建。与其他群体性事件比,环境群体性事件化解起来相对容易,只要污染项目被叫停,民众的行动基础和动力立刻消失,群体性的活动也会随之停止。不过,这种简单粗放的处理方式往往造成各方皆输的局面:从后果而言,环境群体性事件容易引发严重社会骚乱,极大威胁着政府的公信力;从经济上讲,项目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前往往已经投资,政府紧急“叫停”后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浪费,“什邡项目仅投资损失就4亿多元,宁波是60多亿”[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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