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造园怎样应用植物材料，培育成为园林景观，怎样认识其造园意义？恐无专著可资查考，只能在有关的诗词文赋、园记、笔记、小说中约略看到一些梗概。但在配置植物后，却极重视对花草树木的培育，使之成为景观。苏东坡在《雪堂》词中有一句说得好：
“台榭如富贵，时至则有；草木如名节，久而后成。”说明了植物配置后，必须扶育管理，如同人的声誉名望，要靠自身的磨炼、平时的为人，争取社会的公允，无法一蹴而就。至于具体的培育、管理技术，除对老树复壮外，本文不准备详加讨论了。
植物是“天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造园造景不可或缺的材料
先秦、汉魏等皇家苑圃，规模恢宏。一方面因与农耕、放牧等生产有关，苑囿便是庄园牧场；另一方面，宽大的苑囿自然散生着各种植物，动物也可自由地生活；自然界的一切，在苑固中都可以寻觅，苑囿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活其间感受到了自然界的一切。
对帝皇而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的狂妄，在苑囿中完全可以体现。设若没有了动植物，也就是没有了生命，一切自然节律就完全无法显现。因此，西汉董仲舒主张“五行”的观点，并强调“木者农也”，木代表了庄稼粮食，成为力量的源泉（见前二单元）。董仲舒认为植物主宰着生命，植物为天之所赐，人必须仰赖于天，故称“木为春”。另据考证，董仲舒生活的西汉时期，黄河流域是林木繁茂，水草丰泽，生态状况良好。（中国林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我国是怎样由多林变为少林的》
1976年6月，董仲舒在这样一种风调雨顺、物茂林丰的环境中，深切体会到森林是自然界最重要、最具生气的组成部分，人类有了林木，庄稼才得以生存，一切生命才得以孕育成长。所以植物又成为天地之间、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然之物。“天人之际和谐”的人生哲理，有赖于植物的存在才得以确立。
所以，自魏晋、南北朝起始直到明清，士人造园，无不重视林木的应用。即使把园直接造在山林之中，成为自然之一角，还是十分注重选择林木茂盛之处，如谢灵运选择“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柏枫栝，擢干竦条”的会稽山造园；白居易建庐山草堂于竹树云石应接不暇的峰、涧之中。即使在缺乏山林可借用的城市中造园，也要人工创造，如晋末名士戴颙“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书·戴颙传》）。心志淡泊如陶潜，虽不造园也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总之，不论松柏枫栝、植林开涧、采菊东篱，都需要有植物相伴随，在绿色的环境中，把自己融入到无穷宇宙之中，与天地相和谐。
城市山林心志所系
古代士人在出处仕隐的人生抉择中，大多以不得志而告终，在封建集权制度下，又以隐逸为选择。隐入山林为的是把心志寄寓在天地自然间，善养其浩然之气。而最能与天地自然共节奏的便是植物，特别是树木不论四时八节时令变化，都可一一反应出来；同时，经长期的培育，人们对其生物学特性，又都赋予人格化。在细察静赏中，可以寄情托志，植物成为人格价值与天地合其德的极好媒体。通常说隐入山林，便是因为山是仁者所好，(《论语·雍也》)，林是人格的需要，嵇康、山涛等隐入竹林，便是因为竹的“性格”为嵇康等赏识，赏识竹子的“贤、德，直、道、贞”的性格，认为他们的人格只有竹子才可与之比拟，隐入竹林便是人格价值得以体现，心志才能有所寄托。所以世称“竹林七贤”。人们对竹的欣赏，就是借竹的贤德等内涵特性，烘托着自身的人格价值。作为隐遁现实而造的城市山林，当然少不得要用各种植物，特别是一些富有“比德”属性的植物，更是配植成景的必备的造园材料。
士农相依弘扬农耕文化
在农耕社会，士农相依，躬耕林泉，艺园植蔬，常被看作勤劳自律的美德。古代士人与农耕的距离也比较接近，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例也颇多，人们把发展农业放在极高的位置。《商君书·垦令》载：“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管子·大匡》中写道：
“……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事者，有罪无赦。”从中可以看出，农业与国家安危、与贤德是紧密相依的，但也有那些“用力不农，不事贤”的人，是“有罪无赦”者。浸透儒道文化乳汁的士子，自然要认真卫道，以弘扬农耕文化为己任，实现孟子倡导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则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的仁政。所以造园之际，每喜留隙地植蔬果、种桑麻。如宋·朱长文作乐圃后，桑拓、时果、嘉蔬无不种植。所有这些，都倾注了园主对农耕的丝丝情环。因此，纵观汉之上林苑，以迄明清的居家小园，或多或少总有瓜果杂植园中，说明实用性的植物也受青睐，这是植物材料的另一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