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归纳起来，约可概括成儒、道两大源头。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教育思想，一般认为是以仁为基础，礼乐为熏陶，注重人格的锤炼和品性的培养。《论语·泰伯》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述而》篇又写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是作为总纲而贯穿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其他一切教育手段都要服务于“仁”，《论语·阳货》中说得明白，“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这五者便是恭、宽、信、敏、惠。这些手段都是为“仁”这样一个目的而服务的。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章下》）。可见，“仁”是被作为做人的根本要求的，有r“仁”，才谈得上礼、爱，才能具有做人之道。在教学手段上孔子把《诗经》作为教育儿子的首选教材，《论语·阳货》有一段可以证实：“子谓伯鱼（孔子的儿子）日：
“女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宋·朱熹对此解释道：“学诗能通达事理，心气和平”；“学礼则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可以卓然自立，不为事物所摇夺”；“学乐则能养人之性情荡涤其邪秽”。而《周南》、《召南》正是修身齐家之言，符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目的，符合了孔子等提倡的通过自我克己，实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礼教，达到“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要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在个人内省的基础上，以宗法、伦理、道德关系为核心，力求自身人格的完善，维护礼制和社会道德秩序，进而培养人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从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形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方面。
道家则重在对自然、天地宇宙的探求，人身如何顺应自然，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与自然界的许多相关因子，抽象概括为“道”。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一方面表达了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能顺应自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相生相随的社会现象。因“有大伪”，故有智慧产生，因“六亲不和”，故有孝慈的形成……。这是人对自然的顺应，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即老子所说的“道”。这一思想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但从社会历史进程来说，却又是停滞的思想。在同书三十八章中的一段可以证实：“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从表面上看，老子对德、仁、义、礼之间的关系都阐述得十分详明，但最后一句却说出了他的原始思想，所谓“失礼者”，实质上是指废弃自然之道后，改变了质朴的原始生活，形成了伦理道德，将是一切祸乱之源。若要根治一切祸乱，便要废弃伦理、礼教，使倒退到原始社会，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的无为而治的原始社会。这样，从社会发展规律、政治等方面看，就属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思想了；但从哲学意义上说，却又是纯任自然与天地共融的世界观的反映。在这样的世界观的支配下，便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在这样的禁欲主义思想影响下，士人们无形中存在着心志淡泊的潜在意识。庄子同样提倡顺应自然，心志淡泊，主张“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庄子·天道》）。这一系列的思想与孔子倡导的仁、义、礼、乐等是完全相背道了。但再从《老子·五十四章》看：“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老子对人的社会责任感，人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观，还是十分理解和重视的。只有具备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才有社会的稳定，才能保证人民的生活安定。所以，从社会效果衡量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却又有许多相近的方面。无怪许多学者都认为儒道两家的学说是相反相成、互为补充的，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即系指此。无疑，这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众所公认的、流传不衰的两大源流。
这两大源流汇集在一起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士人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古之士子从“人之初”到“道可道非常道”，是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过程，儒、道文化的乳汁哺育了士子们的成长。他们一方面以仁、义、礼、知、信等伦理道德约束自身，并奉之为处世立命至高无上的准则；另一方面又用“少私寡欲”，恬静淡泊、洁身自好等清静无为思想，作为品格磨炼的最终目标。于是，超功利、求谐和成了特有的士子们的传统品性。
纵观古之士子，当入世而达，仕途显贵时，便自觉地恭行儒道，维护礼教；当处世坎坷，宦海沉沦时，又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看成是人生的最终追求。于是，不期而然地走上了隐逸的道路，过着游心物外的生活。可以想象：这些人对山、林的要求是何等的殷切，一朝有机会营建城市山林时，企盼与自然相融合的心情又是怎样的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