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古典园林同属于区别于欧洲和西亚的东方园林体系，日本园林受中国园林影响很大，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经过日本长期的历史过滤与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与中国园林在许多方面又有着区别.
中国和日本古典园林同属于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园林，西亚，欧洲）的东方园林体系。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在认识、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向自然索取。日本园林是在中国园林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日本园林方面的体现。然而，日本在受中国文化长期熏染和渗透的过程中，也不断经过自身的历史过滤和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下面就两国古典园林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作出比较和分析，并就其成因进行探究。
首先，中日两国园林按类型所属，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中国偏重于皇家和私家园林，宗教园林最弱；而日本偏重于寺院和私家园林。中国皇家园林，如现存的西苑、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般地处中原或北方，位高权重，显得庄重典雅、华贵大方。面积规模大，山体高耸，水面开阔，轴线明显，建筑呈现北方风格，屋角起翘小，屋面琉璃瓦多，木构彩画多。私家园林的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味浓厚，山体矮小，水面狭窄，建筑体量小，屋角起翘大。中国的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多为佛家的寺院园林和道家的道观园林。在表达上，较少体现宗教意义，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以儒、道、佛结合的特征。江南的寺观园林更多地表现文人的诗情画意，只是通过宗教建筑、香火、香客以及宗教活动来突出其宗教性质。而日本的宗教园林独立于皇家和私家园林，风格明显，讲究禅思枯意，佛意浓厚。靠园林本身塑造宗教园林的形象和气氛，不同于中国的宗教园林。
第二，从布局形式看，中日两国园林都是自然山水园。但中国园林偏重山性，而日本园林偏向水性。中国园必有山，园可无岛，而日本园必有岛。从园林的构图看，中日园林皆以向心式构图与西方园林规则式形成对比。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别：中国园林轴线明显，视觉中心较强，而日本园林的轴线较弱，平面中心意识较强。中国皇家园林和寺院园林受轴线影响较深，私家园林受中心思想影响较小。皇家园林服从于城市规划轴线，处于城市宫殿区的北面节点，一般在轴线的后部。而园林本身也呈现出轴线的关系，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轴线是北宫门、后湖买卖街、须弥灵境、佛香阁、大报恩寺、南湖岛、凤凰墩。日本园林早期受轴线思想影响深，后期受中心思想影响较深。早期的轴线式园林称为寝殿造园林和净土园林。轴线从南到北依次为堆山—园池—桥—中岛—桥—中岛—桥—广庭—寝殿—后庭。中世后的弱轴线或无轴线园林如西芳寺园、天龙寺园、妙心寺园等，有些连轴线对位关系都没有了，如皇家的桂离宫。
第三，从天人关系来看，中日园林共同定位于山水园，但两者存在着差别，中国的山水园偏向“人型”，而日本园林偏向“天型”。所谓人型山水园，是指山水园的构成要素中，在天人关系上偏重于人力和人文两种人的因素。
日本古典园林，以山水为骨干的池泉园林一直贯穿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之中，表现天地成分的山、水、林、石一直是园林的重点。树木的用量远远超过中国园林，使得日本园林显出天然野趣。在置石上，多用伏石，表明臣服于天的思想。建筑多用草顶原木，不加雕饰，极尽自然之能事。
从园林的构成要素和布局特点来看，中国园林的园林建筑较多密度较大，体量较大，装饰多而华丽，表明人力的伟大；日本园林的园林建筑较少，密度较低，表明人力的弱小。在山水方面，中国园林人工假山高大，人工湖宽阔，人工味浓厚；日本园林假山低矮，人工水面小，人工味淡，自然味浓。正如园林界大师陈从周先生所说：“中国园林是人工之中见自然，日本园林是自然之中见人工。”
第四，从园林意境看，中国园林“崇文”，而日本园林“尚武”。
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便参与造园。到了隋唐宋，文人进一步在园林中施展才华，在园林镌刻文人烙印的程度不断加深，文人的写意山水园在这一时代成为了主流。文人直接参与园林创作成为普遍的现象，文人的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三门艺术达到了一体化的境界。到了元、明、清，园林往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得更进一步。这一时期的江南文人辈出，加上得天独厚的水利气候条件，为其园林成就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而日本园林却充满着武力和杀气。自镰仓幕府之后，日本进入了近千年的武士统治。这一时期诞生的石庭面积狭窄，常常是满庭白砂，一无生物，令置身其中的人始终绷紧神经，如身临战场一般。而大名园林更是让人感受到日本园林尚武的气氛。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名园林中普遍建筑有马场和射箭场，成为训练武术、展示武功的场所。
最后，从游览方式看，中日两国园林都有动观和静观。中国园林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陈从周在《说园》中说过，园有动观与静观之分，小园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大园则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日本真山水园以动观为主，枯山水园林和茶庭则以静观为主，三者结合的园林则动静结合。
中国园林以回游型为主，日本园林则是舟游为主。中国园林不论大小，自古以来都以回游为主，只在大园中兼用舟游，就算是巨大的湖区，如颐和园的昆明湖，仍采用回游和舟游结合的方式。而日本园林自古以舟游为主，只是到了镰仓时代末期，发展了回游方式。像桂离宫，所有岛屿和陆地用路桥相连，以利回游；在陆上和岛上有许多茶室可供坐观；乘舟进入湖中也可舟游。
中国园林的建筑和景点多，适于用园路串联或并联，适于回游的形式。而日本园林的景点不多，且池岛为主，适于舟游式。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园林独特的心游（神游）方式，日本枯山水到室町时代红极一时，赏景不需身动，只要静坐三思即可把园景纳入到心中天地，即所谓的“心游”。
以上简单谈了中日两国古典园林的相似处和不同处，那么，形成二者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从两国地理环境来看，中国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古代，中国的四周都有天然屏障，而在大陆内部则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中国辽阔的内陆，为民族生存、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宽阔的活动舞台。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四面环海，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气侯恶劣，有“火山国”和“地震国”之称。
两国地理环境的天壤之别，形成了中国的“内陆意识”与日本的“崇海”情结。虽然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域，但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对海洋始终有种敬畏心理，甚至恐海心理。因此，中国园林也表现出若干恐海心理。中国园林中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海中三神山，其实这些“海”实际都是湖泊。即使有表现“海”情结的，其表现的旨意也已不在海，而旨在表现其“志”和某种情趣。而日本园林则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大海是日本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本人将对大海的深情物化在园林中，仿造海景一直是日本园林的主题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园林多为池泉园，凡园必有岛，以舟游为主的特点。枯山水园林出现后，替代池泉式园林中的池泉，直接象征茫茫的大海。
第二，从中日社会政治结构来看，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作为文化传统核心的古代哲学，深刻影响并建构了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中国自古以来采取的是“文制”，重视“礼乐”的熏陶教化和情感抒发。作为园林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高雅文化，以“文”取士，使中国成为一个“诗”的国家，具备“画境文心”，并容纳了完备的士大夫文化艺术体系。造园艺术家们往往以诗文形式作出概括，再仔细地推敲山水、亭榭、花木等每个具体景点的布置，他们追求的是“境若与诗文相融洽”。正因为是揣摩诗意构园，所以园林各景区意境也就具有寓意深远的诗文意境，且与该园主题相互辉映。中国的园林如同山水诗、山水画，蕴含着浓浓的诗意。
日本天皇在镰仓以前，是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的独裁者，镰仓时代开始，天皇和贵族大权旁落到他们的保镖手中，日本从此变成一个由武夫统治的社会。在镰仓以后，始终是武士掌权，文化打上了鲜明的武家色彩，被称为“武治”，而日本自从足利将军开创镰仓幕府到德川将军建立的江户幕府灭亡，经历了近千年的武士统治。靠征伐厮杀而诞生的历代武士政权所推崇的武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这一时期产生的石庭和大名园林正是如此，披上了浓厚的尚武色彩，甚至杀伐之气。这也解释了前文所述的中日两国园林意境上体现的“崇文”和“尚武”。
在宗教信仰上，事实上，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皆趋重现世的物质的实利主义和自己主义。宗教在中国政治机制中始终处于从属皇权的地位，其作用是肯定皇权的合理性。因此中国的寺庙园林形似私家园林。而佛教在日本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受皇室和贵族的推崇，始终处在国教的特殊地位，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日本古代寺庙园林的发达也与寺庙特定的文化地位相关。古代的日本，寺庙是大陆文化引进、展示、传播中心，也是日本文化重要的建设基地。
第三，从两国对待神和人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中国园林体现了强烈的人本精神，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创造的是最佳的生态环境。而日本则是“神本”，日本园林反映了日本人对大自然虔诚的敬畏心理和远距离欣赏的审美习惯，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小我意识”，这层心理障碍，将人与大自然隔开，从而也淡化了人与大自然平等相处的亲和关系。出于传统的“人本”精神，中国古典园林创造了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生存环境。园内追求顺应自然，着力显示纯自然的天成之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正如前文所述，一个是人型山水园，一个是天型山水园。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古典园林虽然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因为毕竟是同根所生；但在这众多看似相同的地方，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差异，因为毕竟两国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人生观世界观都有着很大的差异。